李延保：大学的文化和大学的管理

　　建设一所大学有诸多的因素，能否拥有一批大师级的学者、教授和拥有良好的学校人文环境应该是其中最核心的因素。
　　学校在发展历史中得以传承的主要是学校的传统和文化精神。
　　由于“文化”定义的不确定性，这里所讲的大学校园文化主要指：
　　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
　　由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等构成的制度文化；
　　由大学的物理空间、设施等构成的环境文化。
　　从而，“大学精神、人文环境、管理制度”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在建设现代大学的进程中，是否具备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制度规范、鲜明的传统特色也就成为评价大学文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

　　一、中国大学的基本特征

　　1、中国现代意义大学起步晚、发育先天不足。
　　众所周知，西方公认的现代大学直接源头是欧洲中古世纪的大学，其中意大利勃隆那（Bologha）大学始建1088年，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巴黎大学1100年，其它如英国牛津、剑桥及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中古时期大学之佼佼者。牛津、剑桥从一开始就沿用法国、意大利模式，先用了3年时间学习语法、逻辑和修辞，打下拉丁文基础，再用4年时间学习算术、音乐（乐理）、几何和天文四门自然和艺术学科，在此基础上如果再进而进修神学、法律或医学，念完后成为博士。可见，西方大学比较多地讲授数学、天文学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重视逻辑、推理的科学思维训练。培养的学者虽然有些也是做为官吏或神职人员，但大多具有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医学的知识。如天文学家哥白尼和神曲作者都是从勃隆那大学出来的。笛卡尔和莱布尼兹既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数学家。直到现在，在西方的博雅教育中这些内容仍然是所谓“智慧课程”的主要内涵。
　　而在中国历史上，大学教育可以追溯到孔子讲学、以及后来的汉朝太学、宋朝的书院，明朝的国子监及清朝的学府等，但讲授的主要是人文知识和讲求修身养性。官方认定的第一所现代大学是1895年建立的“北洋公学”（即天津大学前身），次年“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成立，1898年，又建立“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它起初追逐东京大学模式，“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从学习日本转而学习美国和欧洲，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精神的现代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蔡元培，他主张学术争论中采取“兼容并包”政策，主张大学实行“教授自治”制度，同时以德国大学为模式改革北京大学。提出：“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大学学术和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三个基本原则，由于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而作为“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1919.6.15）。
　　如上所述，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的历史只有100多年，而西方有近千年的历史。早期中国大学的领导者大多是留学回国，带回西方大学办学的理念和科学的知识，相对于中国旧式传统教育来讲是全新的、革命化的，也是奠基性的。因此像蔡元培、梅贻琦、胡适、蒋梦麟、郭柄文、张伯岑、许崇清、茅以升等等作为现代大学的开拓者被人们公认为现代“教育家”。
　　与此同时，在上世纪20、30年代一批留学归来的学者在大学讲授西方现代科学课程，引进先进科技知识，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如姜立夫教授回国时发现当时中国懂得现代数学的人不足30人，于是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岭南大学建立数学系。一门一门地讲授现代数学课程，后又在中央研究院开创数学研究所。这些教育家或学者更大程度上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现代教育和科技起到启蒙作用。
　　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大学是建立在经济落后且封建主义十分顽固的社会基础之上，又经历上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30年代到40年代的抗日战争和内战，50年代的全盘苏化，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等。因此这些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在中国大学发展中从未真正彻底地实现过。中国现代意义大学的年轻和先天不足，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理论混乱和脆弱的缘由之一。
　　正如美国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查尔博士在《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一书中讲到中世纪大学自由精神时指出：“无论如何，那阶段的高等教育的真正历史，几乎并不像现在在天真的回顾中所暴露的那样乌托邦。例如，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伽利略的被迫放弃信仰；高深的学习常常受到国家的教会的教义的限制，像巴黎大学、牛津、剑桥大学早期的历史那样，受到国王和王子个人愿望的限制；像在英国，受到明确规定为富裕贵族和牧师服务的限制；早在波洛尼亚和其他在提供律师帮助的商业革命中，受到劳动市场支配的限制。”
　　同样，从一开始就和中国社会紧密联系的大学从来就不曾是“理想的乌托邦”。仔细研究中国大学的历史，不难发现当年的大学校长们并没有如今人们想象的那么潇洒，中大校长邹鲁为了筹集经费，除了下跪，什么都做了。但各个时期的大学确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其中不乏优秀的栋梁之才。
　　中山大学诞生于“五·四”之后，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组建，在创办初期35名筹备委员中，有31位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因此，从建校初就融入了“科学、民主”的精神，奠定了“开放、进步”的传统。三次主掌中山大学的校长许崇清教授，学贯中西，最早从德文版马克思原著中领悟和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在20年代、30年代两次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第一次反对在大学讲“圣经”，第二次反对在学校讲“孝经”，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但是中山大学发展历史从未脱离过中国的现实，20年代反对西方奴化教育，30年代、40年代投身抗战，先后西迁云南澄江和粤北坪石，抗战后又积极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爱国民主运动。在1927年、1947年及1949年曾三次被国民党警察包围，逮捕大批师生。
　　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的前身院校“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几乎有着同样的经历，至今南京大学的校庆日“5.20”，是纪念1947年学生运动中央大学师生惨遭国民党警察镇压的历史。
　　旧中国原本有许多教会学校，在上世纪20年代反对西方奴化教育的背景下，绝大多数收回教育主权。中山大学的前身院校之一——岭南大学就是其中典型，先由西方传教士和一批学者到中国来办基督教大学，后来于1927年交由华人办学，成为接受西方私人捐赠的私立大学，这类学校由于经费来源困难，而且招收的都是家境殷实家庭子弟，注重科学教育，规模一般不大，也很难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典范。
　　这里，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用西方传统的大学精神来看待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则当代中国大学和近百年的历史上中国的大学是一脉相承的。正如中国没有经历过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一样，中国现代大学也从来没有拥有过西方近千年大学发展史中形成的较成熟的大学文化精神，即所谓“学术自由、学校自治和教授治校”。这不是中国没有“教育家”，而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先天不足和国情所致。
　　2、教育模式是多国教育模式的混合型，至今还未能形成稳定的传统教育模式。
　　近百年来，日、德、英、美和前苏联等国的大学教育模式都曾深刻地影响过中国的大学，以至于现今中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是各国模式的混合型。其中：
　　学制——本科四年是“美式”的，适合于通才教育。但是，对培养工科人才，学制嫌短，只能培养工程师的坯子，美国有较为完善的岗前工程训练。中国曾想改回五年，鉴于经费等问题而只能作罢，至今工科教育中工程训练不足仍是十分突出问题。
　　专业教育——是“苏式”的，只有苏联和中国才有“专业”这种组织概念，美国的所谓专业是一组选学的课程。中国高校一直在努力淡化专业，拓宽专业口径，实施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宽口径的专业教育。美国的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
　　人事制度——是“欧式”的，教师和国家公务员同等看待，享受公务员部分福利。有趣的是，前不久香港高校为了不减薪而要求和公务员体系脱钩，我们高校却在争取享受公务员的医疗保障待遇。
　　管理——是“日式”的，高度政府集权管理，日本政府目前也在研究如何下放权力给大学，包括对大学的合并、分类重组。
　　而中国的医学和法学教育至今尚未完全理清。其中，医科有三年制、四年制、五年制、六年制、七年制、八年制，医学科学人才和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尚未完全界定清晰。
　　总之，中国的大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重视吸纳各国教育经验，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从学习欧美、再到全盘苏化、再到全面开放，使得中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成为混合杂交体，但总的趋势是更接近“美式”的大学教育模式。
　　3、中国大学的特色是“学校加社区”，具有办学机构和社区管理的双重属性。
　　现在不少教育评论家谈到大学管理体制问题，认为中国不能建成现代大学，归结为是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还是实行“校长负责制”问题。
　　我认为这不是本质问题，只要国家性质不变，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变，党对高校的领导责任就不会变。因此，不论是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都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学校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就像美国的公立大学董事会，董事长都由州长担任，他也要维护州的公益利益和国家的目标。无论党委书记，还是校长都是受党组织委派的干部。两者之间的差异只是究竟实行一长制，还是实行集体负责制。当前社会环境下强化民主集中制原则下集体分工制有一定道理，也是对领导干部的保护。目前社会环境“权利蕴藏着腐败的土壤，没有约束的权力极有可能导致腐败。”只有真正建立起“权力的规范、法律的约束、理性的自律、责任的追究”体系后，不论用哪种管理体制都一样，关键是每一位学校领导要找准定位，明确责任，分工又合作。
　　我认为中国大学和世界上现代大学最大差异是中国所有的大学几乎都是“学校加社区”。像中山大学社区是生活在四个校区，9300亩土地上十多万师生，连同家属吃喝拉撒，包括社会福利保障、社会治安等政府职能都要由学校承担，校长也是学校计划生育的第一责任人，党委书记是学校治安及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
　　学校和社区是两个不同概念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学校”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实行精英政策，以“扶优”为主，要有激励和约束的机制。评价学校的主要指标是人才培养质量、学科水平、科技贡献率等量化和物化指标。
　　“社区”是稳定要求压倒一切。要构建人人心情舒畅的和谐社会，要坚持公平、公正、公道，要关注弱势群体，包括离退休老同志，让他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评价社区的主要指标是和谐、稳定、不出事。
　　学校领导要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确实不易，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大学所没有的情况。从办现代大学角度上讲，学校发展以“扶优”为基本特征；但作为建立和谐社区，“扶弱”往往成为工作的重点。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大学，“全心全意地办大学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两者兼备，这也是中国大学为什么会有庞大领导班子，及为什么不论党政领导每一位都累得够呛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大学是年轻的、开放的、尚未形成自己独特教育模式的办学机构和国家机构。它有着办学机构的一切需求，也存在着国家机构的许多弊病。这是中国大学的现实，我们必须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去研究建设现代高水平的大学。

　　二、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所谓“大学精神”是大学的一种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科学的大学精神是建立在对教育的本质、办学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
　　关于大学精神已有很多论述，早期欧洲大学最根本的价值观是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人们常把“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看成是现代大学普适之精神。
　　董云川教授提出“要找回大学精神”，我们中国的现代大学究竟应当找回什么样的大学精神？不少教育理论家对中国高校是否体现“学术自由、学校自治和教授治校”提出质疑和批判。
　　我曾经较认真地阅读过长期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肯尼迪写的专著《学术这一行》及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写的《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这二本书。发现西方大学经历近千年历史后，对这些理想主义的观点有了一些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克拉克讲到：大学处在一个神秘的学术天堂和一个相对现实的人间地狱之间，这种双重身份定位在什么地方？这种双重身份又如何影响它们的行动？
　　他指出大学曾经历过“趋同、趋异和部分重新趋同”。早期大学是世界主义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的结构相似，漫游的学者在任何大学都感到舒适，但这种模式在地球上消失了几乎五百年。1520年前后宗教改革，大学世界被分成天主教大学和耶稣教大学，学习世界被扯得四分五裂，这是高等教育模式大分化的开始，民族国家的兴起，加快了这种转变。大学不仅要为民族国家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利益服务，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主义代替了学习中的普遍主义。大学的收入来自公共财政而不是来自学费和捐赠，多数学校成为“公有”，这是大学“趋异”时期。
　　克拉克又指出，今天由于教会和意识形态在界定大学行为方面正起着比较小的作用，英语和数学是统一智力的论述，信息流通等等，促使与众不同的民族的大学模式到近代普遍大学世界的趋同模式，这是一种混合式的“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大学”。世界大学正在走向部分重新趋同的重大转变。
　　克拉克进一步讲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极大地强化了它们对高等教育的兴趣。并使加强干预大学有足够的理由，大学已经越来越少地成为国中之国。
　　“五百年前大学的学者首先是一个学者，然而现在越来越成为首先是一个公民。大学现在多数更加处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被控制的公用事业的地位。铁的事实是，大学首先是国家的机构。我们的信念是，纯粹的学习生活模式的至高无上这个方向和民族国家的合理指导一致，这是非常长期的趋势。但是，一些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克拉克的文章使我们对西方传统大学的理想模式从“空中”回到“现实”。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大学的办学理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调整、不断充实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纯粹的观念；大学的价值追求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和现实之间不断抗争和协调过程的反映。
　　大学的理念经历过从定位为“教育的机构”到“研究中心”，到直接与社会联系并为社会服务的历史演变，使得“教学、研究和为社会直接服务”成为现代大学的三大社会功能。
　　所谓“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更大程度上还只是大学领导者和学者教授们的理想追求和理想模式。
　　现代大学应当承继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世界文化之精髓，推动各国文化的交融；
　　大学是崇尚真理、讲求科学的学术殿堂，在科学实践和论证的基础上发观真理，发展真理，在学术批判中推陈出新，创新知识；
　　大学应当鼓励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学术民主的重要标志。要允许失败，尊重一些“孤独的思考者”，宽容一些学术上的“狂妄者”。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是大学发展的永恒活力和动力，是一个曲折的、但又生动鲜活的历史过程。
　　大学在本质上是希望减少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给教授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有更多、更大的自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是培养大学创新、求真精神的具体要求，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工作最有效的环境，也是学者从事探索和传授他所认识的真理之工作所必需的。但是，大学和社会是互动的，大学需要社会的支持，培养的人才又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因此，任何时候，大学总会受到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乃至宗教等各方面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只存在着有条件、有约束的自由和自治。
　　不久前，全世界都关注能否从事克隆人的研究，从单纯学术研究来看，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和实践性的问题。但从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角度来看，是不能容忍世界上“克隆人”的，科学家的学术研究终究也应服从道德伦理的约束。
　　克拉克在文章中讲：如果大学的唯一目的是为大学教师的无所事事的好奇服务，那么可以问：谁应该提供资金给大学。
　　曾经担任十多年斯坦福大学校长职务的肯尼迪书中写道：为何我们言必称“学术自由却不常提到学术责任？”他引用美国公众领袖盖德纳的一段话：“自由与责任，权力和义务，这是一种约定，缺一不可。”
　　刚卸任不久的另一位斯坦福大学校长杰拉德·卡斯帕尔教授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讲：“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学就是盼望能够得益于政府给予确实自主的大学。我这样说而不使用完全自由这个概念，是因为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虽然完全自由是大家所渴望的。”
　　我们建设高水平现代大学，必须坚持把“创新、求真”作为教育人、培养人和学术研究的主旋律，形成我们现代大学的精神品质。我们主张的现代大学精神是：
　　学术自由、办学自主、管理民主。
　　具体讲：
　　（一）鼓励学术创新，维护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同时也要讲求学术的规范、学术责任和科学道德。提倡：“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社会之责任”三者的统一。
　　（二）依照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社会责任，独立自主办学。
　　（三）实行民主管理，坚持依法治校，以德兴校。
　　教师既是学者，又是学生的导师，既教书又育人。我们提倡教师独立思考，以创新精神从事教学和科研，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力、学术研究无禁区。但教师作为对社会负有责任的社会公民，也要以国家法律为底线，以教师的职业道德为纪律约束自己。
　　我们对现代大学精神的认识是共同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但是，每一所学校体现的大学精神是个性的，是在该校发展历史中积淀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表现出来的学校特色和品格。我们要努力在大学营造融“包容性、开放性、批判性”为一体的校园文化氛围，培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兼容并包”现代大学文化精神，形成“开放、和谐、严谨、求实”的学风和校风。
　　当前，在大学文化精神的建设中，要格外突出科学的地位，阐发科学之精神，特别是批判精神、求实精神及科学的方法论；崇尚真理，坚持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实践，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反对一切伪科学及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学术腐败等不正之风。
　　中大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一个淡泊名利、做真正学问、做高深学问的典范。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期间，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但对“学位”之类都淡然处之，更不求功名利禄。
　　著名学者季羡林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陈先生是学术巨人，在他领域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今后不可能有他那样的条件。总的倾向是可以超越的，但又不可以超越。陈寅恪正是以那种淡泊名利追求做真正学问的精神才筑起一座后人难以超越的学术巅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留给后人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三、关于中国高校的管理体制

　　我国公立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目的是把握学校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由我们的国家和执政党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
　　但是，如何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则是由党委一班人来具体实施的，党委书记要负起主要的责任。这就要求大学党委书记必须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有坚强的党性，有办大学的理念和对教育规律的深刻理解，有处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方法。
　　学校党委的工作特点是围绕“人”做工作，要做到：理解人、善待人、尊重人、关爱人、培养人；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潜力，最终达到凝聚人心，包括凝聚党心和民心，共同为教育事业和学校发展出力。
　　党委工作首先要充分尊重和发挥以校长为首的行政领导班子的作用，保证《高教法》赋予校长的权力得以实施。党委领导是强调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下的分工负责的合作机制。党委领导的水平体现在校、院二级领导和各行政部门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和有关规章制度都能发挥最大潜力，独立有效地开展工作，而决不是党委包办一切。
　　党委工作面向全体师生员工，包括学生群体、教师群体、职工群体、党政管理干部群体及离退休老同志群体。其中，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工会、教代会的各级组织及骨干，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中的骨干成员等是党委工作依靠的主要对象。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是大学的主要使命和学校工作的中心。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党委的特殊使命，也是衡量高校党委工作成败的关键之一。
　　党委工作的着力点是领导班子建设和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和“党管干部”的原则，认真遴选各级领导干部，严格要求各级管理干部。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是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关键，是取信于民、凝聚人心的关键。学校的基本方针明确后，干部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党委要始终不渝地抓好各级领导、管理干部及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管理能力、领导能力的提高。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党委在高校工作的切入点是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通过制度建设建立有序的校园环境，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形成好的学校风气。
　　大学是学术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大学是社会文明的窗口，是先进文化、文明的策源地；大学应当成为法制化、现代化的先行区。
　　大学在办学的历史过程中崇尚的办学理念和大学人的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大学文化的精髓、核心，逐步锤炼出具有独特品格的大学精神，而校风、学风正是学校精神的外在表现。学校领导者必须重视学校文化精神的提炼和培植，要努力在学校营造融“包容性、开放性、批判性”为一体的校园文化氛围，培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的现代大学文化精神，形成“开放、和谐、严谨、创新、务实”的学风和校风。
　　近年来不论是从落实“以人为本”，还是“以育人为本”或是建设“和谐社会”，都要求我们把创造有利于学生和教师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放到学校党委工作的重要位置上来，大学管理要提倡重视人文管理，其中包含要体现：对人的尊重，对学术的敬畏，对遵守规则的自觉。
　　大学要坚持：学术主导、科学决策、民主管理，依法治校。其中，要充分尊重教授在学术评价、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吸引更多教授和教工参与学校的管理；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校务公开、群众监督，特别是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和约束。
　　我们提出，要把“尊重教师、善待学生、直面问题、排忧解难”作为管理工作的文化观念，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之中；要以“是否有利于教学、科研和学科发展，是否有利于教工和学生的切身利益，是否有利于学校事业的长远发展”作为大学管理工作的价值取向。
　　大学制度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制度建设既要符合依法治校的目标，又要体现人文管理的精神，制度建设本身也体现学校的品味、水平和价值取向。从文化角度上讲，建立制度、规则的目的是：保护学校、教工和学生三方的权益，明晰各自的责任；服从学校价值导向，建立完善的校园文化环境；建立秩序、游戏规则，提高办事工作效率；确保公平、公正原则，树立良好风尚。
　　制度制定过程要讲求民主，要让更多的相关人参与，制度一旦通过实施后要注意维护制度的尊严，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应当秉承“制度就是原则、程序就是规矩、和谐体现水平”的道理，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大学的文化建设应当充分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发展大学文化建设的同时，辐射社会，影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