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文化缺失，也是很多高校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这与社会功利思想过浓的倾向有关，也与应试教育
的缺点有关

    ■我们将加快“融入青岛、服务青岛”的步伐，继续加强与青岛市各级政府的协调与沟通，全面加强与青岛各企业、特别是涉农企业的合作，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青岛转化

 

    坐在青岛校区的办公室里，莱阳农学院院长李宝笃不断地向记者“正名声”，从科研实力到专业水平，他力图告诉我们，这所学校绝不仅仅是一所单纯的农业院校，同时，他表达了莱农融入青岛的强烈渴望。

    莱阳农学院青岛校区占地近二千亩，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有了一所大学的气象。解决了办学物理空间的李宝笃，正琢磨着给学校改名字，让学校有博士点，对于莱农来说，这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喜欢眯着眼睛说话的李宝笃说，他年轻时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医生，后来歪打正着去了农业院校。现在，他的女儿正在继续着他当年的梦想。不过，历史虽然没有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历史也同样给了他机遇，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后，四年时间，系副主任、系主任、教务处长、副院长，到43岁成为莱农的“当家人”，李宝笃站在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

    年轻的李宝笃，带领着对青岛来说同样年轻的莱阳农学院，他们的发展，留给了我们无穷的想像空间。

 

    大学是什么

 

    记者：中国高校已经成为当下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您怎么看待当下中国大学的地位和作用？

    李宝笃：搞学术、培养人、满足社会需求，这是大学的三大功能。但学校的功能有时也会变味，比如现在学生毕业就不了业，你要负责任。其实大学是学术创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主体、骨干。如果再往下说，大学应该是社会的中心，它不光是培养人，给你一门技术，它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与科技上，对社会起一个引领作用。现在社会各界虽然越来越重视大学的作用，但可能更多人的想法，办大学还是为了能多让几个孩子上学，这样无疑限制了大学综合能力的发展。

    记者：在这种环境中的大学，您认为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大学文化？

    李宝笃：我是在山农大待了四年，南京农业大学待了一年半，中国农大待了六年，莱阳农学院待了近20年，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文化。大学文化是每个大学校长都要认真思考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文化缺失，也是很多高校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这与社会功利思想过浓的倾向有关，也与应试教育的缺点有关。

    笼统的讲，大学文化的核心是校风、教风、学风，不是这儿立了一个牌子，那儿建一个雕塑就行了。大学文化是种氛围性的东西，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山西农大在一个县城，周围环境一般，但一进那个校园，不用5分钟，就能让人静下来，哦，这是个做学问的地方。这就是一种氛围，不光是学校里的人，外面的人进去也会有这种体会。而有些校园，给人的感觉是发展速度快。这种速度，有时会让人产生浮躁的情绪，让人无法安静。

    记者：这种浮躁情绪，是否游离了大学本身的精神？

    李宝笃：大学文化是由大学的本质和功能决定的。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学术机构的本质是求真、务实、创新，它也决定了大学的本质是这几点。许多学校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实际中不一定能做到———官本位意识在大学是很浓的，急功近利也是很明显的，大学现在已经不是“小社会”，而成为“大社会”了。而且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毕业生都成了产品。育人，是让人人格完善，智力提高，知识丰富。更重要的是让他成人，而不是产品。

    我理想中的大学文化是科学精神、优良的风气、深厚的人文底蕴、文明修养的综合。尤其是在文明修养上，我们的学生如果在校园里的文明行为都不过关，还谈些空的有什么用。

 

    莱农的现在与未来

 

    记者：来青岛的高校都面临着新旧校区如何统筹的问题，莱农是如何做的？

    李宝笃：来青岛后，在莱阳的校区与当地企业合作成立独立学院。这样两边都不受影响，在青岛的新校区会发展得很好，莱阳那边也会发展得不错，对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也能交待过去。两边都是协调发展，我们来青岛后，可以吸引人才，然后去独立学院上课，做研究，都没问题。独立学院录取分数低，那边的学生也能安心。

    记者：莱农在多年的发展中，自己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李宝笃：我们学校定位是以教学为主，向教学研究型过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技术型、实践技能型的学生，兼顾学术。我们的人才去向主要是为“三农”服务。我们学校的学术发展，以应用技术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我们的科研目标很明确，就是把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

    在成果转化上，特别是应用型成果转化上，我们做得比较成功，2002年我们排在全国高校的第34位，山东省第一。那些深远重大的科研课题，有清华、北大，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我们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所有的专业课都是围绕“三农”展开，这也是我们农业院校的特色和优势所在。打个比喻说把科研分成高端低端的话，我们定位就是低端，不是说水平低，而是指更面向实际。

    记者：这种高转化率的原因何在呢？

    李宝笃：这是几十年来学校文化的继承。另外，也是学校的引导，学校在政策上机制上引导老师把解决生产问题、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我们成果转化按比例提成，给予教师比较大的奖励。莱农是技术性的学校，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求老师上课讲的必须是生产的实际问题。这也要求老师必须深入一线，到企业、农村、社区，了解一线的实际问题，然后从这些问题中选出自己研究的课题，这样的成果很容易转化到生产中去。

    另外，从项目上来说，我们要拿国家重大的基础研究课题可能很难，但我们要拿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可能就容易。搞学术要么上天，要么入地，最怕不着天不着地。所谓上天，就是非常前沿的领域，理论研究，所谓入地，就是实实在在的解决实际问题。

    记者：莱农从一个单一的农业院校向多学科转化，学校如何来发展非农业学科呢？

    李宝笃：“十五”期间，学校在学科建设上有了较大突破，在巩固扩大农科专业的基础上，以点带面，现在已经有本科专业52个，比“十五”前净增36个，其中农科专业只占20％。1998年我们只有2个硕士点，现在已经有30个硕士点。

    我们学校的专业都是为“三农”服务，说到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问题，其实包罗万象，不单单是种植和养殖，还包括农村的城镇化，农业的工业化，农民的知识化。因此我们学校专业的设置也很全面，理、工、农、医、经、管、文，而且这些专业都与“三农”有关。比如我们的外语专业，除了日常外语外，我们还强化学生的外贸农业英语。山东省是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省，有许多做农产品出口的公司，但真正掌握农产品专业外语的人才不多，这就是我们外语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们的传播学院，前不久刚与青岛市合作成立了农业科技传播与服务平台。再比如我们的建筑设计，更注重的就是农村的建设。这些与其它高校的相同专业就有区别，这与我们的定位有关，我们学校以农立校，但这个“农”字包括极广，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既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学校，又是一个综合性的院校。

 

    莱农面临的挑战

 

    记者：在您看来，莱农当前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宝笃：莱农发展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地域，一个是名字。

    地域限制是首要的。县级办大学资源太少，交通、信息都不行，无法吸引到高层次人才。像山西农业大学在太谷，是孔祥熙1918年办的，有近百年历史。但现在也面临着困境，对人才的吸引也不行，近几年走了很多人。个别例外的如曲阜师范大学，它有其特殊原因，曲阜是中国文化标志，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改校名也是学校发展的关键。现在农业大学如果不改名，对它的发展肯定是个制约。我们学校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纵向比，招生、规模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横向比，与其它学校的发展，却是落下了不少。另外，把学院改成大学，这也是实力内涵的一个展现，因为评大学是有一系列的硬指标，比如师资队伍中博士教授的比例、硕士博士点等等。

    记者：莱农的困境是否具有普遍性呢？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在前几年也曾提到过中国农业高校发展受到制约。

    李宝笃：农业大学在中国高校中处于弱势群体。我一直在呼吁要重视中国的农业高校，因为首先中国的农业高校水平不低，在中国所有的高校排名中，农业高校很多是排在前面的。而且农业院校的获奖项目也很多，在解决中国的吃饭穿衣问题上，做出了很多贡献。这些学校中的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院士，都是非常多的。

    陈章良所说的尴尬境地的确存在，主要就是招生难、就业难、吸引人才难这“三难”。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参加华东区农业高校的一个会议，会上有两个校长，一个学校是农字，一个学校没有农字，有农字的高校有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实力比没有农字的高校要高，但招生分数线却比对方低20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是全国普遍的现象，包括中国农大，拥有19个国家级、部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也有一大批院士，但高考分不用说比清华北大，就是比北理工都低。就业难就更明显了，农业院校培养的文科学生，除非是经过长时间证明给别人看，否则肯定不被社会所认可。

    记者：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您认为要如何来面对这种困境呢？

    李宝笃：根本原因在于观念，社会对农业的认识不足。就是许多大学校长也无法认同农业院校。其实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美国设立农科的有126所大学，但没有一所大学带农字。欧洲最后一所带农字的高校，在1999年也被迫改名。现在中国还有60多所保留农字的大学，可能在世界上也少见。

    但这也不能怪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种进程是必然，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农业被放在较低的位置也是必然的。要说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看改名字仍然是一条必走的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记者：党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您认为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关键在哪方面？

    李宝笃：我们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基本标志是衣食住行中的衣、食都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吃的方面，能满足你想要吃的所有东西，不说进口，就是国产的食品也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衣服也是，你想穿的都能穿到，不管是什么材料。另一个标志就是加入WTO之后，本来人们以为农业会受到大的冲击，但事实证明，农业并没受到大的冲击。

    但我们农业科技转化水平太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生产方式问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在种植业。像一亩地两亩地，怎么推广农业机械化，人家去买什么收割机。我们现在推行的联合模式，最多就是做到集约化的收割方式，生产方式还无法做到。

    另外，我们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还与农业技术推广队伍薄弱有关。这也是一个关键。谁在跟农民推广技术，谁在跟农民去做这些服务。有，但很少。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个转型的过程，要逐步向以企业技术服务为主，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服务过渡。不再是政府为主导。还有一点，农村的信息还是闭塞，有文化有水平的青壮年都不干农业了，或是进城打工了，或是办企业了，谁在干农业，不是老人，就是妇女。现在的农业问题不完全是技术问题。

    记者：既然莱农是面向“三农”的一所学校，您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关键的是解决什么问题？高校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李宝笃：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最严重。不管是农村问题还是农业问题，都由农民来决定。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把有知识、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吸引到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农民不能知识化，其它都是空的，解决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民的知识化。如果一个农民连小学都没毕业，如何去建设新农村。我们看80年代为什么中国的农村发展得迅速，因为当时有一批70年代的优秀青年从事农业生产。

    农民的知识化，从技术角度，我们可以培训，可以进行技术指导、服务。但这只是知识化的一个方面，从其它方面来说，就不是我们一所大学能解决的，需要全社会来解决。

 

    莱农与青岛

 

    记者：莱农来青岛有三四年了，这几年中，您感觉学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宝笃：来青岛以后，学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招生，到2005年的时候，招生情况大为好转，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次是在吸引和稳定人才方面，“十五”期间学校共引进540多人，绝大部分是硕士以上学位。还有办学的其它方面，青岛和城阳都非常美，家长和学生一来学校，都非常满意学校的环境。

    来青岛后，学校得到了青岛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青岛市各级政府领导多次到学校指导和调研。3年来，共承担青岛市各类科研课题30余项，获青岛市科技进步奖、青岛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0几项。与此同时，我们也确立了“尽快融入青岛，更好服务青岛”的指导思想，加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沟通与合作，充分发挥学校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融入青岛、服务青岛”的步伐，继续加强与青岛市各级政府的协调与沟通，争取得到青岛各级政府更大的帮助和支持。充分发挥一个平台一个基地的作用，全面加强与青岛各企业、特别是涉农企业的合作，针对企业的技术需求，加大科技联合攻关的力度，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青岛转化。

    记者：其实莱农与青岛的关系也是一种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您怎么看待这种关系？

    李宝笃：这种关系很明确，是一个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得好，对高校的发展肯定是有益的。比如北京的大学生关心政治，因为他们处在政治中心，社会责任感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而南方高校的学生更多的体现的是经济意识，这也跟学生们较早受到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的影响有关。一个城市的品牌，城市的主流文化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比学校对学生的影响更大。

    同时，大学对所在的社会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提升城市的品牌，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科技创新等方面。

    以前，仅仅提出让学校了解社会，让社会了解学校。其实这种提法把学校和学校以外的社会隔离开了，把大学比做“象牙塔”，一道围墙把学校与社会分开。社会看待大学高深莫测，而大学也并不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的高校都应该树立大学与社会一体的观念，而社会各界也应该将大学包容其中。我一直在想，要让学校对社会全方位的开放，社会也应该对学校全方位的接纳。